澳門音樂史硏究的重大貢獻
──《二十世紀澳門天主教音樂──獨特歷史背景下的作曲者與作品》
李鵬翥
澳門日報 2013-09-04
 同心相應，同氣相投。音樂文化的紐帶將戴定澄教授緊緊地栓在澳門這個具有幾個世紀中西文化匯萃歷史的獨特小城中。他自二○○三年從中國近代最發達、人口最繁多的城市 ── 上海移居到這裏，即開始關注小城的音樂學研究。一個勤勞的學者身影，常常出現在音樂會、研討會、藝術展覽的場合，常常出現在不同社群、族裔的音樂聚會與研究之中。這位才華橫溢、文質彬彬的教授，常常帶著微笑與廣大音樂工作者相逢恨晚，相知相悅，傾聽著他們講述的音樂故事、源流，協助他們整理曲譜、史料，這樣一頭栽進澳門音樂史料、曲譜之中，掌握了許多第一手的資料和文本，朝乾夕惕地不斷為澳門的音樂教育、音樂表演、音樂創作、音樂研究獻出一部又一部具有目光深邃、視野廣闊、見解獨到的著作﹔直到二○○九年，又給我一部專著，允稱是澳門音樂史上空前的撰述，足以填補中國音樂史上過去空白了多少年的極其重要的篇章。這就是《二十世紀澳門天主教音樂──獨特歷史背景下的作曲者與作品》。
二十世紀澳門天主教音樂作品，從文化遺產的角度看，是澳門非物質歷史文化的難得積累﹔從地區風格看，對周邊地區的藝術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從歷史價值看，是華人音樂史乃至中國音樂史不可缺少的資料文本。因此，戴教授選擇這個從多元歷史文化的背景中，梳理出其音樂文化多樣性歷史線索，實在是一項艱苦然而極有挑戰性和極有歷史價值的工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戴教授矻矻窮年的甘於寂寞的研究，使我們認識到澳門開埠以來的天主教音樂是相對保存完整的文化系統，是澳門音樂史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線索之一。這一條澳門音樂史的研究主線 ── 如同歐洲早期(十六世紀前)的音樂史，幾乎就是教會音樂的歷史。戴教授這部著作所研究的二十世紀澳門天主教音樂，可以說是澳門在這方面的音樂史線索發展到當代的一個必然成果。透過對這個成果的總結，再引出對澳門天主教音樂歷史的反溯，從而可以進一步整理出以澳門天主教音樂作為澳門音樂史一個基本背景的脈絡。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澳門天主教音樂歷史發展到當代的結晶，二十世紀澳門天主教以作曲者、作品為中心的音樂發展狀況，已成為了澳門音樂史不可缺少的基本資料文本之一，也自然成為今天華人地區相關音樂史的最重要資料之一。
有如此重要的學術創獲，除了源於戴教授的高瞻遠矚的銳利目光外，更重要的是他具備了豐厚的研究實力和經歷。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他在日本留學期間，在教授指導下研究歐洲早期宗教作品，其成果以日文寫成了二萬多字的學術論文，在日本的國際學術期刊上全文公開發表。九十年代中後，戴教授的博士選題，以天主教音樂為主要線索的歐洲早期多聲音樂論文，由上海音樂出版社分別出版了以論文為基礎的專著、譜集和CD系列，成果引起國內和大中華區音樂專業界的關注和大量引用，獲得上海市學位辦公室頒發的優秀博士論文獎，之後被選入百篇全國優秀博士論文評選終評的最後兩篇藝術類論文之一。九十年代末，戴教授又前往西歐、北歐等地任訪問教授或作學術考察，獲得國外同行的無私支持，提供了大量原版樂譜、音響資料，部分絕版資料則經授權後錄成副本帶回，經細緻考證、比較、分析，最後匯編成一本含有五十部重要作品和四萬字著述的樂譜集《合唱經典 ──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合唱曲選》，由國家出版總署資助、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是大中華地區第一部這類型的曲集，台灣音樂書店即引入上架。這些音樂研究成果的產生，與戴教授幼年時已接受了紮實的音樂技術訓練，大學時打下了作曲基礎，以及多年的作曲理論教學經驗、多部對作曲家和作品的研究成果，以及在東西方國家留學訪問的經驗，使他在音樂本體的分析探究和對不同文化的體驗理解方面，有其特別顯著的優勢。因此，這部著作的誔生自然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其本人在上下求索、尋幽探頤的艱苦過程中也充滿著如魚得水、得心應手的學術上的興奮快感。
 成功非偶然，努力成必然。在我個人與戴教授接近十年的交往中，深深感受到他的“十年辛苦不尋常”也深深體會到宋代大學者朱熹寫的《觀書有感二首》：“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正是他的著作誔生源頭和過程的反證。朱熹這兩首有“理趣”而無“理障”的七言絕句，八百年來不知有多少人引用過，也不知令多少讀書人發生過共鳴，但是，以我這個音樂愛好者懷著對文化的熱誠，啃完了戴教授這部著作，腦子裏卻首先湧出了朱老夫子的詩句。生活是文學創作的源泉，也是學術研究的催化劑。戴教授到了澳門，即對本土音樂文化在情感上和學術上專注投入，在教學之餘，即先後發表逾百篇研究和探討性文章，出版了如《音樂教育在澳門》、《音樂表演在澳門》、《音樂創作在澳門》、《澳門音樂簡史》等多部關於澳門音樂文化的專著，主編著述了多部如《澳門高等藝術教育學科展望》系列三冊等作品，為澳門音樂領域的學術發展盡其學者責任。他還應文化局、教育暨青年局等政府機構邀請，擔任澳門樂團顧問、學校音樂教育評估、初中“音樂學歷要求”編寫召集等，為政府相關政策制訂提出專業意見。他與澳門各具特色的民間音樂團體保持良好溝通，發揮學者的作用，推動社會文化進步。如推動澳門道教音樂申報本地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發掘本地富有特色的合唱團的學術潛力﹔調查廣東音樂、泉州南音在澳門的生存狀況﹔對各種本地宗教音樂創作搶救式田野工作等。他在有關的音樂團體中被戴上了許多名譽銜頭，卻默默地幹著學術上的義務工作，從中結交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對他的研究形成了有力的支持和良性的互動。他一直謙恭地誠懇地與本地文化界以至北京、上海、廣州、香港、台灣等各地音樂界前輩和同行密切聯繫，使他有關澳門音樂的研究工作，有很富足的文化體驗機會和材料源頭以及對特定文化的學術情感，並能保持熱烈精神和動力，學術上不斷有靈感的火花出現。
在熱烈祝賀這部作為澳門文化局支持贊助項目的音樂著作以中、英文出版的時刻，我們相信隨之會引起中國音樂界和華人地區文化人士的熱烈迴響。這部著作的出現，鮮明深刻地證明了溫家寶總理在二○一○年視察澳門時，對澳門人的熱烈鼓勵和肯定：「澳門是有文化的。」我們也相信在戴定澄教授以及廣大文化界人士的努力下，將陸續有更豐碩的文化成果暴出澳門的土地上。在今天社會彌漫著文化創意產業的濃厚氣氛下，許多人趨之若鶩，磨拳擦掌，投入新的亮點工作中，是無可厚非的自然趨勢﹔但我個人希望同時有更多有志之士甘於寂寞地埋首於文本的創作和研究中。這是文化積澱決不可少的，壓抑著浮躁的情緒，耐得住熱鬧的喧嘩，十年寒窗之後可能出現經得起考驗的成果。
二○一二年暮春三月寫於報社新大廈，窗外遠望螺絲山頭青蔥翠綠，生氣盎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