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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隨恩師桑桐教授學習的日子
戴定澄

2011年9月13日澳門日報二之一
2011年9月14日澳門日報二之二

(全文)
在我新近主編的《澳門城市音樂五年記事》(由洪思敏、李冰任副主編)的後記裏,如同我以往每本書的後記一樣,再次談到對恩師桑桐教授(原上海音樂學院院長、作曲家、音樂理論家,詳參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2001版, SANG TONG條目)的感恩之情,不幸的是,這一次,恩師再不會讀到這些文字了---- 7月中旬,恩師在上海華東醫院安詳離世,遠赴天國。一代大師的逝去,於國內音樂界而言,痛失棟梁;於我個人而言,則痛失良師!

每年囘滬休假,看望恩師、師母是必定的行程。桑先生去年冬入院,那個聖誕假期,我攜妻及從英國返回探親的女兒一起去醫院探望先生,先生顯瘦,但精神不錯。之後在農曆新年(每年初一我們都去先生家中拜年)、5月、6月、7月等多次抽週末時間返滬看望先生,每次探望都見到師母汝潔教授及從美國返回的女兒一家陪伴在側。先生望我的慈祥眼神和握我手的溫暖感,至今難以忘懷。

作為中國運用無調性作曲技法創作的第一人,先生在20世紀上半業即創作了以現代技法寫成的《夜景》、《在那遙遠的地方》等先鋒作品,影響深遠。當追思會上再次響起《在那遙遠的地方》的樂聲時,太太和我的淚水再也止不住地流出。

1996年,國家文化部下達給上海音樂學院三個博士生的招收名額,全國招生。剛從日本留學回國的我有幸考入,作為當時上音作曲系的唯一博士生,追隨我敬仰的桑桐先生,主攻作曲理論(和聲方向)。整整三年,面對面的指導、教誨,恩師那嚴謹、深邃的洞察力和充滿睿智火花的觀點,尤其是言行舉止處處透出的大師品格和風範,令我得益極深、受用無盡。

我在日本研修期間,曾與教授一起公開發表了一篇2萬多字關於歐洲早期多聲音樂的論文,記得第一次上課,先生同我詳談這篇文章,當時我非常驚訝:其一,是先生對我在日本的業務情況會有如此仔細的瞭解;二是桑先生熟識西文,卻也能閲讀日本文論文。後來從先生經常提供給本人分析的來自歐美和日本音樂界寄給他的最新現代作品樂譜和相關資料上得知,先生一直同國際音樂學術界保持著良好的溝通,在國際音樂界享有非常良好的聲譽。

桑先生上課是雷打不動的,而且每次都有大量的案前準備工作,經常一討論就是整個下午。先生自收我作為博士生弟子後,在自己繁重、深入的學術研究、學術建樹之同時,全神貫注、一絲不苟的指導、支持我的學習探求。可以說,在我三年就讀期間,桑先生真正是“一對一”的精心指導,為保證足夠的精力,此後再也未有招收過博士學生。回想這些情況,實在是惶恐汗顏,先生的真摯、厚愛和嚴謹,點點滴滴,時刻映在心頭。

在我的博士論文寫作過程中,先生的教導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當時的情景歷歷在目。

桑先生非常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在確定論文的主題時,先生指導我對相關範疇的研究史、尤其是西方原版著述和第一手的樂譜資料進行盡可能詳盡、深入的預研究,而對這些資料的考證、比較,尤其是對作品的技術分析,也隨之一並進行。先生提供了大量書目線索,甚至贈送給我他自己保存的不少西文著作 ,這些著述上大多都有先生通讀時的旁注;而本人從國內外尋回的資料,也一定會同時給先生副本,先生都會逐一提出意見。每當我出現一些新的想法、新的觀點,或發現一些新的線索,我會即刻同先生聯繫、報告,聽取意見;而當先生在課後有了新的補充意見,亦會即時聯絡我。師生間的這種互動,每每想來令人滿足。

桑先生重視思辨性理論同應用性理論的各自特性及思考方式,與此同時,又極為倡導學習探討過程(先生不願隨意提“研究”兩字)中對理論觀念與實踐形態的並重性,強調實踐同理論相輔相成的互動關係,從而使探討的內容更為生動、具體、有血有肉,而不至於流於空泛。而論文的所有觀點和文字概括,都必須有充分和足夠的依據,不講憑空出現的任何説話。

在寫作過程中,先生希望論文本身也應該理論與實踐並用,這也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我的博士論文無論答辯還是公開出版,都同時有專文(專著)、精選樂譜集和復原實驗後灌制的唱片音響。

先生關注每一時期不同作曲家不同作品樂譜中反映出來的各種技術因素,以及這種技術因素同之前、或同當時其他作品的、及至對後來作品的承傳、演變關聯。通過這種密集式的分析、考證和綜合的深入體驗,時至今日,當我聽到音樂界相對深入了解不足的歐洲16世紀前音樂,或看到這類樂譜時,即使未知作曲家與寫作年代,也基本上能即場分辨出作品的年代和創作風格。而在這種音樂本體的基礎上構建出的線索,結合不同時期的理論觀念,就構成了豐富、實在的音樂演化史。

桑先生從不束搏我的想法,在細心指導的同時,非常開明,根據我當時的情況,放手讓我提出構思、佈局意見,還建議我分階段將論文的一些重要部分,先行分期發表,徵集學術界反饋意見。記得復調大家饒餘燕教授曾專門去電桑先生,就論文中他感興趣的一些材料咨詢,先生則建議饒先生直接同我溝通討論。如此這般,我的論文的探討有了更為可靠、寬闊的基礎。

99年6月,由國內音樂界一批權威專家組成的委員會全票通過了我的論文答辯,次年,上海音樂出版社分別出版了以論文為基礎的專著、譜集和CD系列。當時,我毫不猶豫地在書的扉頁上標明“謹以此書獻給我的導師桑桐教授”的文字,這在當時國內音樂出版物上可能是開了先例。這些成果引起國內和大中華區音樂專業界的關注和大量引用,當時還獲得上海市學位辦頒發的優秀博士論文獎(當年度音樂類文章唯此一篇),之後又得悉曾被選入百篇全國優秀博士論文評選終評的最後兩篇藝術類論文之一。時過10年,在一次全國性的和聲教學研討會上,主講嘉賓、原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于潤洋教授將這本著作作為全國重量級的三本和聲著作之一進行推薦(其中一本為恩師的著作)。

學者們就這些成果撰寫了不少長篇學術書評,分別在《音樂研究》、《人民音樂》、《黃鐘》等刊物發表,肯定和贊賞論文的學術作用,而一些綜述性文章中提及和讚揚這些成果的文字更多。以後,在桑先生的鼓勵下,我又赴西歐、北歐等地任訪問教授或作學術考察,得到國外同行的無私支持,提供了大量原版樂譜、音響資料,部分絕版資料則經授權後錄成副本帶囘,經細緻考證、比較、分析,最後匯編成一本包含有50部重要作品和四萬字文字著述的樂譜集《合唱經典—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合唱曲選》,由國家出版總署資助、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桑先生很高興地應我邀約題寫了書名,于潤洋教授也對該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應聘來澳門工作已逾8年,期間,陸續寫作或出版了如《音樂創作在澳門》、《20世紀澳門天主教音樂:獨特歷史背景下的作曲者與作品》、《澳門音樂簡史》等多部專著,同時還做了一些有關東正教早期多聲音樂的探討,走在華人同類研究的較前列。所有的這一切,同當年桑先生諄諄教導和培養密不可分,恩師的學養風範,已成為我人生道路上受用無窮的財富。


恩師,學生懷念您!